《事件的語言》——黃生個人作品展

策展團隊成員黃詠瑤撰文表示，澳門1844攝影藝術空間很榮幸邀請到澳門資深攝影家黃生，於五月三十日到七月十六日，在1844舉辦其首個個人展覽：《事件的語言——黃生個人作品展》。

「攝影處理的語言是事件的語言。它的所有參照都在自身外部。連續性由此而來。」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在《攝影的異議》寫道。這就是展覽名字的由來。

黃生的照片記錄了澳門歷史上重要事件，為本地歷史增添不可或缺的史料和集體回憶的記錄。

是次展覽共展出三十六張照片，可分為八個類別：「亞馬留銅馬像」、「大賽車驗車」、「一九九五年取潔學校事件」、「鬥牛」、「三二九事件」、「昔日市牢」、「棚屋木屋」和「走進歷史的造船業」。

亞馬留紀念銅像，俗稱「銅馬像」，位於亞馬喇前地，曾是澳門地標之一，為澳葡政府參照殖民主義的澳督亞馬留的樣子鑄造以留紀念。銅馬像興建於一九三九年，並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拆下。

是次展示的「亞馬留銅馬像」系列共有三張照片，照片所呈現為銅馬像被帆布包裹，等待被遷移的一刻，銅馬像本身帶有強烈的葡萄牙殖民主義色彩，而包裹後只剩下具體的外觀形象，此照片不僅反映澳門回歸交移時期重要的歷史時刻，其中一張等待被遷移，亞馬留騎馬的方向面向碼頭大海，構圖更極具張力。

七張「大賽車驗車」系列呈現了八十年代賽車的境況，民眾與賽車盛況近距離接觸的場景、舊驗車中心的位置等。四張「取潔事件」與五張「三二九事件」，事件皆發生於九十年代初。

取潔中學由葡萄牙耶穌會士潘日明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四日所創辦，「一九九五年取潔學校事件」為取潔中學於一九九五年停辦而引發的一連串事件，照片展現了當時學生、群眾、文化人士抗議的情境。

「三二九事件」發生於一九九零年，源自於無證人士的大規模登記活動，其中一張珍貴照片包括了一男一女在人潮中心被拉扯，同時拍下保安部隊維持秩序的窘迫時刻。

三張「棚屋木屋」和四張「走進歷史的造船業」的照片，分別反映了七、八十年代在澳門半島林茂塘船廠的面貌，以及居住在棚屋市民的生活實況。

五張「昔日市牢」相片，記錄了當時其獨特的市中心位置。建成於一九零九年的「市牢」原稱「中心監獄」或「中央監獄」，當時其位置處於偏僻地區，後來因澳門城市發展才導致照片中的位置成市中心，「市牢」已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拆卸。

五張「鬥牛」相片則是一九九六年發生在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工人體育場，為最後一次在澳門的葡國鬥牛賽事，而最早的賽事可追溯至一九六六和一九七四年。此系列包括議事亭前地宣傳，還有澳門獨有的舞獅表演以及愛護動物人士的抗議照片。

約翰‧伯格曾說：「攝影最普遍的用途，就是用來紀念某個缺席。」若說在攝影中事件的語言由有形的證據和無形的線索（個人經驗、想法、歷史等）所組成，那麼語言的真實性或許不如想像中舉足輕重，因為絕對的客觀性在事件上從來缺席。在照片中看得見的東西，為「在場」的證據，它具有時效性，是攝影者一瞬間的記錄，同時也孤立、凍結了某個時刻，而看不見的東西，則是「缺席」的線索，是無秩序、無時效性的。如何從照片中記錄、被描述下來的事情，連繫到歷史脈絡、社會事件，以致回看遺落至今的痕跡，使得照片中孤立的時刻能連接起來，其連接的關鍵在哪裡？我們如何在有形和無形之間，尋找某個缺席的普遍性？事件的語言又由誰來定斷？

約翰‧伯格認為攝影的參照源於自身外部。在黃生的作品中，作品的參照就是事件本身，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外在之事。也許攝影最重要的不是對事件記錄的解釋，重要的是經過拍攝後的事件被看見了，而黃生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更多事件被看見的紀錄，並提供另一個角度去觀看事件與攝影的關係。

如果說，攝影所處理的語言是某一事件的語言，那黃生所拍攝的事件，就是屬於他自己的攝影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