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教與刑教
2014-10-20
從「教育」的地位談起
評斷民族興衰,最直觀便是經濟。而連月來的爭論,讓更多人意識到GDP背後還有一門名為政治的學問。相比起經濟,更能反映國家的穩定狀況。
然而,在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華人文化底下,兩者也只屬附庸。道德,才是盛衰根本。素來喜談道德的中國人,自春秋百家論政以來,便逐步建立起此種傳統。然而,道德只是一個十分空泛的名詞,必需要有一個載體,才能使傳統變成道統。一個具體的制度,可評量的系統,以至於一把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育替代了宗教,而庠、序、太學、書院,終成為我族興衰的指標。
觀乎今天,我國莫論在經濟、政權,與教育三方面皆遠勝從前。如斯盛世,理應是四海昇平,威震天下才對。何以如今卻是社會撕裂,同族互嘲?「強國人」、「蝗蟲」更取代了漢人、唐人。土豪一詞,更有傷民族自尊。究其原由,細味英倫爭議與佔中之別,不難理解歷史的因果:「文質彬彬,方為君子。」儒家理論在當代所受到的破壞,已遠超於所能想像的範圍。
「仁」、「刑」並重的傳統
近十年來,鮮有人把「禮義廉」與「中國人」三字劃上等號。素為我國教育之本的「君子文化」,歷經文革的蹂躪,功利文化的破壞。仁義的種子早已壞死,而「仁教」的土地也是一片荒蕪。這種喪失,可想而知做成了禮崩樂壞。此種狀況讓人費解的是,何以華人的中等教育不跌反升,更能位居世界之首。其實,維持中國教育發展的,不單只有仁教支持,更有「刑」教的支柱。
重「刑」的暴力教育,一向是我國教育不可或缺一環。單看「教」字本身,便有責罰之意味,≪說文解字≫云:「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中性解釋背後,把象形字「 」的原意美化了:「小孩頂爻在前,教師執仗在後。」喻意鮮明,不打不成器,才是中國人「教」字的原意。
在具體操作而言,著名的「卜卜齋」源遠而流長。過往的學生往往是書讀不熟便要被打。正所謂:「中庸中庸,打得屁股鮮紅,大學大學,打得屁股爛落。」近代文人沈從文、魯迅、郭沫若等皆是由這種「刑教」薰陶成材,無礙其成就。按理,刑教並未受到批鬥,何以在今天不復多見?其實其超然地位受到挑戰,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大時代。
另一種童年的告別
香港學者張倩儀於曾寫了一本書,題名為≪另一種童年的告別≫(台北,商務),全書環繞著一個問題來討論:「近代教育是怎樣誕生呢?古代教育又是如何步入歷史?」西方船堅砲利不但打開了紫禁城門,更直接挑戰了刑教的宗主地位。經由五四以來的崇洋熱潮,以及當代大儒杜威的倡議,愛徒胡適的鼓吹,以及於五六十年代心理學的發展,重「人本」與「經驗」的教育理念漸壓倒本來的「仁教」與「刑教」方式。百年後的今天,西方教育雖是大獲全勝,但刑教卻沒有坐以待斃。
八十年代的教室,教師已無法直接拿著「戒方」入室。特別是港澳地區,這種方式太野蠻了。此時,刑教並沒有顯得束手無策;相反,把「大刑」一變而成「小懲」,不但工具小巧且能不留痕跡,同時夾雜幾分人文情懷。打掌心、飛粉筆,辱罵方式盛行一時。
縱然如此,面對強勢的西方殖民主義,刑教終被趕至絶路—-此種傷害學生身心的方式被定性為「體罰」。雖然,曾有過不少教師團體持反對意見,並強調體罰的必要性,抱持著「自己也是被打大的,還不是好好活著的」邏輯與信念,抵抗這股西潮。只是面對「西強東弱」的時代背景,西方大沙文主義終取得正名,中式的「刑」教只能苟延殘喘,暫被禁止。
轉型,讓傳統得以保存
今天,顯性的當頭棒喝在教育現場所已不被容許。「刑教」依憑著數千年的智慧,成功改頭換面,存活下來。
對身體的傷害,轉型成了新的型態:放學後長時間留堂、罰跑操場十個圈、班後罰站、孤立同儕,以及罰抄百遍等,透過「剥削」學生自主權的方式讓他重回正軌,刑教發掘出另一條路。
相較於過往,傳統學懂了兼容西方的理論,為自己添上了一層更佳的保護色:正增強、負增強,與懲罰。史金納(B.F.Skinner)曾幻想以行為主義的方式,建立理想的烏托邦。只是這種建基於獵犬與白老鼠的實驗方法,終究被西方摒棄。九十年代的心理學,認知與後認知取代了行為主義,後者只能轉往訓輔技術加以發展。
而理論傳到我族,沖淡了原來的理想主義,更多關注於實際用刑的輕重層面。時至今天,還是有不少學生困於此條問題:「抄寫『我以後不欠功課』一百次,究竟是為了解決我功課上的問題,還是為了我練得一手好字?」
學者歐陽教先生曾在其≪德育原理≫中指出:「懲罰,是德育的一環。」這位師承英國教育哲學家彼德思(R.S.Peters)的大師,深明刑教在華人教育發展中佔了不可忽視的地位。為免誤解,他亦對前話作出補充:「這是非不必要的最後手段。」要完全切割這大傳統,在中華文化中幾乎不太可能。運用得宜,不脫教育目標,才是面對真實的方向。近年時興的學校服務,委實是剥削的另一次脫皮,能否把刑教轉變成一門訓輔藝術,甚考工夫。
把種子埋在泥土深處
華人古來的教育,皆是仁教與刑教並行。環顧今天,不但仁教沒有了;刑教重刑輕育的本質,更是不合時宜。
教育理論的發展早已是西學天下,莫論是教材、教法、教學理念,以及於對「教育」二字的看法,已沒有中國理論立足之地。所謂「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遠比不上「多元發展,個別差異」來得實際,華人教育理論所剩下的,空餘口號上的意義。
只是,西方的教育理念能在本土獲得成功,不能只單憑其教學研究、師資培訓,以至於宣傳推廣便可成事;這必需深耕於歷史之中,隨時間的養份,慢慢發酵而成民族的基因,最終結出了制度、理論與成效的果實。
如今,華人盲目地追求外國成功的例子,卻未曾關注到本身國風的差異。那好比是把種子潵在泥土上,終究長不出果實。現時推崇的「學習共同體」,恐怕將會是歷史上另一場百日維新。
莫只顧細賞接枝鮮花,卻忘了孕育強枝。把名為「仁」的種子重新播在土地上吧!至於刺手的「刑棘」,縱然剪了它,繁花綠葉還不是好好生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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