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剖視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的教育視野

在選舉中進行教育觀察

每逢選舉年，各項社會議題的關注度自然會活躍起來。衛生、居住、交通以及民主等。透過加強選舉口號的爭議性以換取曝光率，在後真相的政治(Post-truth politics)年代，常是爭取選票最直接的方法。而借用哈佛大學著名學者Jennifer Hochschild於2015年對美國選舉文化的研究指出，政客往往利用詮釋對真相進行重構，並利用不正確的知識(incorrect knowledge)作為選舉時左右民意的殺著。因此，相較於對事情的無知，看似正確實為謬誤的論斷為我們帶來更大的危險。

而作為兵家必爭之地的教育，在面對家庭的教養功能逐步淡化，並配合華人人皆可師、韓愈師道，以及師長同質的教師傳統定位。教育議題自然陷入人人皆專業，事事都可議的思維陷阱中。再加上政治與教育關係愈見密切的社會氛圍底下，手握近六千票的教師票倉，亦是有意透過直選投身政治圈者所不會忽視的票源。

從政治人物近年對特定教育議題的關注偏好，不難推敲出未來選舉論壇的討論範圍。透過使用教育學門的專業術語與概念作為思考的切入點，將能更有效透析出議題內部的雜質。

職業技術教育的困局：教育社會學的啓示

基於歷史的遺留，澳門的職業技術教育向來備受關注。歷屆，不少議員對此提出質詢，離不開人才培養計劃、法令修訂，職技就讀人數，以及職技教育是否能滿足澳門市場需求等等。簡括而言即便：職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前途該往哪裡走。

事實上，職業技術教育最基本可以分成三個層面：職技培訓、非高等職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相關的職業技術學系，若把近年興起的中學產能、校企合作與創新創業拉進來獨立成項，則四者自不能混為一談。而根據第9/2006號《非高等制度綱要》法律來看，職技教育須要同時兼顧學生職技能力與升學的考量，這便構成了本澳職技教育宗旨不單純只為了應付就業人口的職技培訓。

但伴隨澳門經濟急促發展，人口與產業需求關係日見緊張。坊間自不免有所謂“擴充職技教育的學習領域，讓學生有更多元選擇＂的主張；又或鼓吹參考國內外，特別是德國的雙軌制以改革澳門職技教育。惟是，這樣的考量未能解決學制本身的根源問題：家長考量是現實的。

不少研究已經指出，父母對於子女選擇學習的科目，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讓子女投入職技還是文法教育學制能換取多大的教育回報，從而推升家庭向上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機會，這直接影響家長給予兒童自主選擇權的彈性。而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調查顯示，自2013年起至最近一次調查(2017年3月至5月)的結果，澳門的整體失業率不超過2%。在近乎全民就業的情況底下，更多家長寧願鼓勵子女選擇所謂“正統＂的文法學制，而萬不願讓子女投身“次階級＂的職業技術教育。其因並非在於奇技淫巧，而只是學制能為子女更易換取較高的社會報酬。教育作為改善社會地位的功能，在華人心中根深柢固。

在沒有多樣的經濟結構與多元的社會價值支持底下，縱然推動所謂的歐洲模式，澳門終究難以走出職技人口日減的困局。而站在家長與學生的角度，最現實的考量是職技專才能否與大專畢業生的薪酬劃上等號。反觀之，博企作為龍頭產業對於中學職技的投入向來是“雷聲大、雨點少。＂與期把資源投放在中學教育階段，怎也比不上投資在成人在職培訓、人才回流與海外招才的方式更快取得回報。

在拆解企業需求、全人發展與人才市場之間的博奕關係，教育社會學提供最核心的視角：教育應(否)承擔多少的社會建設功能。而參選人對此的論述，將能考察其對於社會資本、階級再製，以及結構功能的洞察能力。

當公民教育遇上愛國教育：教育行政學的切入

「國情教育」素來是政治參選人的寵兒，全球如是。除了因為能牽動人心，更在於其能成為「政治正確」的最佳指標與註腳：誰支持國情教育，誰就是愛國。此種思維謬誤近年更有出向極瑞的發展趨勢，甚而因應政治光譜的不同，而把原意扭曲：追求民主、自由與追求愛國、和諧是對立的。政治壁壘把兩套價值錯置於對立分明的層面，殊不關注全球的發展的現實。

觀察近十年國際各大教育組織的數份政策與研究，包括EU的“Citizenship Education at School in Europe＂、IEA的ICCS(The 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以及UNESCO(2015)發表的“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Topic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有關未來公民教育政策的計劃。皆指出公民教育必須讓學生了解正義、包容、尊重、批判、平等、民主、自由、博愛、愛國，以及國情等等的關鍵概念，在國際教育的發展脈絡，根本不存在所謂愛國便是“洗腦＂與談民主便是“搞亂國家＂的爭論。兩套價值觀所以站在對立層面，主要基於對政治實體(中央、政府)的評價差異而產生的。

除此以外，若從教育行政學上的權力分配(Power)作切入，更能咀嚼出港澳社會對此出現的輿論，背後所隱藏著的因由：由回歸前奉行的獨立制教育行政體系，逐步走向中央集權式的管治型態，從而引伸出中央政策與地方自治間的張力與彈性。這可從中央政府近年來高調關注港澳教育事務察覺到，並透過政府部門接管各校的人事、課程與經費三大教育行政主管中獲得佐證。

站在國家的角度，此一方針實屬無可厚非。而當國家把澳門定性為推動政策的載體時，不但在教育發展，以至社會發展而言也稱得上是新鮮的體驗，至使近年坊間出現一面倒的支持與配合聲音。惟從歷史長河中作鑑，當教育成為政治奴婢時潛伏的危險值得我們居安思危：從斯巴達教育到軍事擴張、日本維新教育改革後的軍國主義、美蘇冷戰時期對左派知識份子的迫害。

不久將來，愛國愛澳在本澳教育作更大力的推動事在必行。在國族主義為先的管治理念下，對西方強調的普世價值能作出多少程度的保留，實是掛名中西文化交流窗口之澳門重大的挑戰。當然，這並不意味需要背離國策，另起爐灶。相對地，如何準確把握中央政府的政策核心，同時致力保留地方的教育特色。在日漸消散辦學文化多元性的本澳而言，可說是對參選人是否真愛國愛澳的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