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峰踏上新『八千里路』： 三十年變遷是最重要意義

【中新社臺北6月25日電】（中新社記者 劉雙雙 劉舒淩）1987年，父親及眾多老兵不可抵擋的鄉愁，讓台灣藝人淩峰衝破重重阻礙，拍攝出驚動台港及海外華人社會的電視片《八千里路雲和月》。30年後，已過古稀之年的淩峰決定再行“八千里路”，從變遷裡窺探中華文化脈絡。

“老‘八千’和新‘八千’是連在一起的，我希望用永恆的影像來記錄變遷的中國、變遷的兩岸、變遷的世界。”近日，在位於臺北信義區莊敬路上的公寓樓中，淩峰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講述《八千里路雲和月》背後的種種曲折。

　 『八千里路是兩岸共生的孩子』

父輩的鄉愁，是淩峰在拿過金鐘獎、歌唱演藝事業攀上巔峰之際，不惜轉身衝撞體制、跨界拍攝《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動因。

1945年生於山東青島，本名王正琛的淩峰4歲時隨父母遷台。自幼居住在臺北眷村，見過父輩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而淚流滿面，也曾陪父親在香港遠眺大陸，被禁的《黃河》《梁祝》讓他和友人聽得熱淚滿襟。

1983年，淩峰罹癌的父親輾轉回山東探親，達成願望的當年在台去世。長輩返鄉的急迫感催促著他到大陸去拍電視片，用台灣人的視角記錄祖國山河。

最初，這幾乎被看作不可能的事。但在淩峰與梁立基等友人籌劃下終究成行：1987年11月11日，淩峰和攝製組分別繞道轉赴大陸。

然而拍攝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一方面，面對看似熟悉實則陌生的事物，性格略火爆的淩峰要克服許多困難；另一方面，他還要籌劃突破“禁區”，實現島內播出。

淩峰說，當時台灣對大陸的政策正在鬆動，但如果沒有大陸相關部門以及合作夥伴中新社的共同付出，就沒有“八千里路”鏡頭下那麼多的故事。

拍攝的兩年裡，在各方友人的支持下，淩峰在蔣經國去世後回台徑赴靈堂祭拜、在“軍情局”長指責下舉辦全台街頭巡迴說明會、在“立法院”舉辦“不要讓歷史嘲笑我們”聽證會等。經過各種折沖、抗爭，台灣當局1989年4月“修法”，取消媒體赴大陸製作電視節目的禁令。

同年6月2日起，單集時長60分鐘的《八千里路雲和月》每週五晚間在“老三台”之一的台視播出，產生了始料未及的傳播效果。

『用另一種視角講述中國』

“（‘八千里路’）明天要播哪裡啦？”“明天是播你家鄉湖南了吧？”淩峰模仿當年國民黨常委等高層滿口鄉音、熱聊《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場景。對於不能返鄉的政界高層，電視片中的景象寄託了難抑的鄉愁。

“‘八千里路’是應民意的需求、時代的需求推出來的。”熬過兩年的壓制，淩峰將當時極熱烈的反響歸功於“同情票”：“這是第一個台灣人用鄉愁拍攝的‘八千里路’，片子帶著‘情’字，所以一個不留神就造成了轟動效應。”

此後，淩峰每年投入一半以上時間在大陸奔波拍攝，包括許多偏遠小鄉村也留下了他的腳印。崔健、鞏俐、王洛賓等各領域代表性人物紛紛入鏡，他們的故事和時代風雲通過風趣的旁白、移動式的現場採訪傳遞到寶島與海外華人社會。當時大陸院校還將電視片拍攝手法列為學術研究對象。

“大陸這三十年，翻開歷史，前所未有。”淩峰認為，從歷史影像來說，最有價值的是記錄下這前後的變遷。

　 『功成不必在我』

《八千里路雲和月》改變了淩峰的生命軌跡，也敲開了一扇扇兩岸文化交流的大門。1991年起他促成兩岸共同創立“希望工程海外愛心基金”並主持希望工程百場巡迴義演，協助楊麗萍、騰格爾等赴台，雲門舞集、小虎隊“登陸”。

2000年後，淩峰逐漸淡出公眾視線，但卻未曾閑下來。他帶著記者走進臺北公寓保持恒溫恒濕的片庫，滿屋不同格式的原始影像帶，每一盒都清晰地編碼、記錄下拍攝時間及內容。近些年淩峰投入了大量時間和資金，將這些珍貴的母帶轉化成數字格式。

其中，有上世紀80年代初留下來的綜藝節目的母帶，也有好友鄧麗君的各種影像，主要還是在大陸拍攝的電視片。他說，帶子是公共財產，也是民族文化，要為歷史留存好的影像記憶。

30年過去了，淩峰初心未改，希望做兩岸文化的“擺渡人”。“現在重拍《八千里路雲和月》，我需要打敗的是我自己。”

李可染、冰心、王洛賓……記者離開前，淩峰打開手機中收錄的歷史影像，講述起當年拍攝採訪這些人物的情形。“功成不必在我。”充滿緊迫感的淩峰說，他祗有先拍下來，時間會證明這筆歷史影像的價值。